我叫周怀安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寒门子弟。
说是寒门，是因为我和许多人一样，出身在农村，父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家里没什么背景，经济条件也不好，甚至跟同村其他人家相比，条件也更差点。
我们村处于南方的华西省万安市荷花县源头乡富裕村，村庄的名字取得很响亮，但却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村庄。
西周被群山环绕，好在有一条河把我们村东西南三边围住，让家家户户都有数亩种植水稻的良田，温饱不是问题，但是富裕却是个大问题。
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了全国，但是唯独农村绝大多数人没有赶上这股热潮，这也包括我们富裕村，所有人还停留在种田种地的生活模式。
好处是饿不死，坏处是，除了饿不死，其他都快死了。
为了供孩子上学，村里的男人陆陆续续到镇上找活干，找的活最多的就是当一名煤矿工人，因为我们镇当时有充足的煤矿资源储备，而当煤矿工人有风险，但是工资收入高，吸引了很多人加入。
1990年后，公家的、私家的煤矿如雨后春笋的冒出来，政府管控不严，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想管控，毕竟每个煤矿都能贡献不小的税收，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最多也就是来视察下安全情况。
其实，视察都是走马观花，为的就是每次来都有好烟好酒的招待，这在当时很常见。
正因为这种宽松的管理，煤矿越来越多，安全问题也逐年递增，几乎每年，都有几起甚至数十起安全事故发生，矿井坍塌、爆炸、漏水……问题层出不穷，大部分事故的发生，都伴随着人命的消失，而每次发生事故后，全镇甚至全县都要停业整顿，但没过几天，又是涛声依旧。
村里的男人们闲暇时间，喜欢经常聚在一起，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哪里的煤矿又出现事故了，哪个村又死了人谁。
仿佛，只要不是自己，其他人都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安全，在那个年代，远没有赚钱有重要。
所以，即使是这样的环境下，他们依然前仆后继的成为煤矿工人。
我的父亲也是如此，在当时就成为了一名煤矿工人，因为身子并不高大，也不强壮，在当时挖煤越多工资越高的竞争条件下，赚的并不是很多，不过，缴纳我和姐姐的学费是勉强够了。
我们那个年代，学费是很多农村子弟绕不过的门槛。
在这种条件下，从小家里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。
城里小孩6岁还在玩耍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跟着父母收割稻谷、插秧、种菜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己经成为习惯，也成为我们日常的一部分了。
虽然母亲很心疼我们，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她也无可奈何，能做的只有偶尔吃饭的时候多做点我们爱吃的菜。
除了干活之外，学习抓得那叫一个紧。
我娘的口头禅是：“考不上重点高中，就回来跟你爹下矿！”
吓得我小时候做梦都是在田间地头里背乘法口诀。
可能是我天生叛逆，一年级期末考试，我用数学4分、语文9分的“辉煌”战绩，成功验证了“棍棒底下出成绩”这一古老智慧的正确性。
那顿“竹笋炒肉”，味道至今难忘，效果也立竿见影——我的成绩再也没敢掉出过班级前五。
到了初中，我初一初二都稳住成绩了，姐姐比我年长两岁，在我初二的时候，她参加了中考，遗憾没有考上县里重点中学，在当时来说，没考上重点中学，就只有去普通学校就读高中。
普通学校考上本科的概率几乎是1％，基本可以宣布与本科无缘，事实也确实如此，姐姐在高考后，只能去专科院校读书，万幸的是，她大学毕业后第一年就考上了老师，分配到隔壁乡镇教初中。
父母都是刀子嘴豆腐心。
说好的没考上重点高中就辍学，姐姐没考中，反而一路砸锅卖铁供她读完大学，好在结局都很满意，毕竟端上了公家的碗、吃上了公家的饭，也够他们在村里到处炫耀了，我在家就经常听我母亲跟胖婶鼓吹：“这闺女不听话，也不准备考试，认真准备下，说不定可以考到省里市里面的中学去教书，这下倒好，回老家教书了，没出息！
把我们给气的睡不了觉。”
胖婶的脸都是绿的，我在旁边琢磨着，她估计今晚睡不着觉了。
她身材肥胖，被村里老人经常说好生养，确实，她也没辜负这几个字，6年时间生了4个，但是没有一个是读书的料，初中毕业就南下打工去了，经常被村里人嘲笑。
在那个时候，哪家小孩考上了大学，吃上了国家粮，就会感觉自己高人一等，对于外出打工，即使当上了老板，他们都看不起，经常背后说闲话，这就是当时农村的现状。
姐姐的“成名”（在我们农村来说，确实值得骄傲）让父母松了一口，但是对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
“怀安，要跟你姐学习，还要比你姐优秀，你姐是老师，你就给我当个官来，给我们老周家祖坟冒冒青烟。”
我父亲经常跟我碎碎念，我一开始没感觉，但是后面发生了一件事（后面会讲），也让我坚定了自己要走的路。
父母对我的希冀很高，但是我的一路走来可谓是跌宕起伏。
中考，我用尽洪荒之力，考入了荷花中学，这让全家备感激动和兴奋。
我不知道高中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，只知道上了荷花中学父母就开心，自己其实没一点感觉，当时的想法只有一个——赶紧读完书，赶紧参加工作。
到了高中一分班，自己被分到了普通班级，而且我选择的是文科生。
这个时候我才知道，被誉为重点中学的荷花中学，受人推崇是因为这里考入本科甚至名牌院校的人多，让别人以为到了这里，就一只脚踏入了大学本科。
其实，哪有这么容易。
考去本科的只有那少部分，而且是要在重点班的那群一首以为就成绩好的人出现，至于普通班级，也就两三人考入本科。
这个时候，我就知道家里人高兴太早了，所以我经常周末回家都给他们洗脑，让他们不要报太大希望。
洗脑次数多了，他们的期待感慢慢减小，毕竟每次考试成绩摆在那里，全校模拟都是百名开外，不得不看清现实。
高考那年，我不出意外的落榜了。
我爹看着成绩单，沉默了半晌，然后猛地一拍大腿：“复读！
老子再挖一年煤！”
那一刻，我没有决定权，只有负罪感。
也就是在那个暑假，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。
看着父母鬓角的白发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对着那些该死的数学题发誓：“周怀安，你就算是个榆木疙瘩，也得给我开出花来！”
我没有决定权。
但是也是那个时候才成长起来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这句话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真切体会。
家庭的经济困难，学习的一般，让我一度想过南下打螺丝。
但是父母的决定，他们望子成龙的眼神，让我打消了逃跑的想法。
“振奋起来吧，怀安，再拼一次，不仅为了自己，也为了父母！”
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感受，也是给自己上了一副枷锁。
于是，我开始投入到紧张的复习。
数学以前不会的题目，我花时间去死磕，别人5分钟做完，我要花半天甚至数天的时间才掌握解题的方法。
方法很笨，但是管用，暑假，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
复读那年开学后，我全身心投入学习中，拼命的学习，周末也不回家，就住在学校。
突然，到了某个时间点，感觉自己好像开窍了，很多以前不会的知识点，莫名其妙就会了，成绩也首线上升，模拟考试也都能达到本科分数线了。
就这样，我度过了复读的一年，最终，辛苦的付出换来了回报，我考入了华西大学——全省唯一一个一本大学。
引起了全村的轰动，父母包括我自己，也是扬眉吐气，还办了升学酒，所有亲戚、同村人都邀请来了，一是为了炫耀，二是为了挣我的学费。
这个暑假，是我最开心最自由的假期，从没这么放松过，我彻底放空自己，准备享受自己的大学生活。
而我的官场之路，也要从之后的大学毕业后，正式开启。
我一首相信，每个人的一生，遇到的人、遇到的事，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。
说是寒门，是因为我和许多人一样，出身在农村，父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家里没什么背景，经济条件也不好，甚至跟同村其他人家相比，条件也更差点。
我们村处于南方的华西省万安市荷花县源头乡富裕村，村庄的名字取得很响亮，但却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村庄。
西周被群山环绕，好在有一条河把我们村东西南三边围住，让家家户户都有数亩种植水稻的良田，温饱不是问题，但是富裕却是个大问题。
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了全国，但是唯独农村绝大多数人没有赶上这股热潮，这也包括我们富裕村，所有人还停留在种田种地的生活模式。
好处是饿不死，坏处是，除了饿不死，其他都快死了。
为了供孩子上学，村里的男人陆陆续续到镇上找活干，找的活最多的就是当一名煤矿工人，因为我们镇当时有充足的煤矿资源储备，而当煤矿工人有风险，但是工资收入高，吸引了很多人加入。
1990年后，公家的、私家的煤矿如雨后春笋的冒出来，政府管控不严，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想管控，毕竟每个煤矿都能贡献不小的税收，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最多也就是来视察下安全情况。
其实，视察都是走马观花，为的就是每次来都有好烟好酒的招待，这在当时很常见。
正因为这种宽松的管理，煤矿越来越多，安全问题也逐年递增，几乎每年，都有几起甚至数十起安全事故发生，矿井坍塌、爆炸、漏水……问题层出不穷，大部分事故的发生，都伴随着人命的消失，而每次发生事故后，全镇甚至全县都要停业整顿，但没过几天，又是涛声依旧。
村里的男人们闲暇时间，喜欢经常聚在一起，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哪里的煤矿又出现事故了，哪个村又死了人谁。
仿佛，只要不是自己，其他人都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安全，在那个年代，远没有赚钱有重要。
所以，即使是这样的环境下，他们依然前仆后继的成为煤矿工人。
我的父亲也是如此，在当时就成为了一名煤矿工人，因为身子并不高大，也不强壮，在当时挖煤越多工资越高的竞争条件下，赚的并不是很多，不过，缴纳我和姐姐的学费是勉强够了。
我们那个年代，学费是很多农村子弟绕不过的门槛。
在这种条件下，从小家里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。
城里小孩6岁还在玩耍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跟着父母收割稻谷、插秧、种菜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己经成为习惯，也成为我们日常的一部分了。
虽然母亲很心疼我们，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她也无可奈何，能做的只有偶尔吃饭的时候多做点我们爱吃的菜。
除了干活之外，学习抓得那叫一个紧。
我娘的口头禅是：“考不上重点高中，就回来跟你爹下矿！”
吓得我小时候做梦都是在田间地头里背乘法口诀。
可能是我天生叛逆，一年级期末考试，我用数学4分、语文9分的“辉煌”战绩，成功验证了“棍棒底下出成绩”这一古老智慧的正确性。
那顿“竹笋炒肉”，味道至今难忘，效果也立竿见影——我的成绩再也没敢掉出过班级前五。
到了初中，我初一初二都稳住成绩了，姐姐比我年长两岁，在我初二的时候，她参加了中考，遗憾没有考上县里重点中学，在当时来说，没考上重点中学，就只有去普通学校就读高中。
普通学校考上本科的概率几乎是1％，基本可以宣布与本科无缘，事实也确实如此，姐姐在高考后，只能去专科院校读书，万幸的是，她大学毕业后第一年就考上了老师，分配到隔壁乡镇教初中。
父母都是刀子嘴豆腐心。
说好的没考上重点高中就辍学，姐姐没考中，反而一路砸锅卖铁供她读完大学，好在结局都很满意，毕竟端上了公家的碗、吃上了公家的饭，也够他们在村里到处炫耀了，我在家就经常听我母亲跟胖婶鼓吹：“这闺女不听话，也不准备考试，认真准备下，说不定可以考到省里市里面的中学去教书，这下倒好，回老家教书了，没出息！
把我们给气的睡不了觉。”
胖婶的脸都是绿的，我在旁边琢磨着，她估计今晚睡不着觉了。
她身材肥胖，被村里老人经常说好生养，确实，她也没辜负这几个字，6年时间生了4个，但是没有一个是读书的料，初中毕业就南下打工去了，经常被村里人嘲笑。
在那个时候，哪家小孩考上了大学，吃上了国家粮，就会感觉自己高人一等，对于外出打工，即使当上了老板，他们都看不起，经常背后说闲话，这就是当时农村的现状。
姐姐的“成名”（在我们农村来说，确实值得骄傲）让父母松了一口，但是对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
“怀安，要跟你姐学习，还要比你姐优秀，你姐是老师，你就给我当个官来，给我们老周家祖坟冒冒青烟。”
我父亲经常跟我碎碎念，我一开始没感觉，但是后面发生了一件事（后面会讲），也让我坚定了自己要走的路。
父母对我的希冀很高，但是我的一路走来可谓是跌宕起伏。
中考，我用尽洪荒之力，考入了荷花中学，这让全家备感激动和兴奋。
我不知道高中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，只知道上了荷花中学父母就开心，自己其实没一点感觉，当时的想法只有一个——赶紧读完书，赶紧参加工作。
到了高中一分班，自己被分到了普通班级，而且我选择的是文科生。
这个时候我才知道，被誉为重点中学的荷花中学，受人推崇是因为这里考入本科甚至名牌院校的人多，让别人以为到了这里，就一只脚踏入了大学本科。
其实，哪有这么容易。
考去本科的只有那少部分，而且是要在重点班的那群一首以为就成绩好的人出现，至于普通班级，也就两三人考入本科。
这个时候，我就知道家里人高兴太早了，所以我经常周末回家都给他们洗脑，让他们不要报太大希望。
洗脑次数多了，他们的期待感慢慢减小，毕竟每次考试成绩摆在那里，全校模拟都是百名开外，不得不看清现实。
高考那年，我不出意外的落榜了。
我爹看着成绩单，沉默了半晌，然后猛地一拍大腿：“复读！
老子再挖一年煤！”
那一刻，我没有决定权，只有负罪感。
也就是在那个暑假，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。
看着父母鬓角的白发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对着那些该死的数学题发誓：“周怀安，你就算是个榆木疙瘩，也得给我开出花来！”
我没有决定权。
但是也是那个时候才成长起来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这句话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真切体会。
家庭的经济困难，学习的一般，让我一度想过南下打螺丝。
但是父母的决定，他们望子成龙的眼神，让我打消了逃跑的想法。
“振奋起来吧，怀安，再拼一次，不仅为了自己，也为了父母！”
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感受，也是给自己上了一副枷锁。
于是，我开始投入到紧张的复习。
数学以前不会的题目，我花时间去死磕，别人5分钟做完，我要花半天甚至数天的时间才掌握解题的方法。
方法很笨，但是管用，暑假，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
复读那年开学后，我全身心投入学习中，拼命的学习，周末也不回家，就住在学校。
突然，到了某个时间点，感觉自己好像开窍了，很多以前不会的知识点，莫名其妙就会了，成绩也首线上升，模拟考试也都能达到本科分数线了。
就这样，我度过了复读的一年，最终，辛苦的付出换来了回报，我考入了华西大学——全省唯一一个一本大学。
引起了全村的轰动，父母包括我自己，也是扬眉吐气，还办了升学酒，所有亲戚、同村人都邀请来了，一是为了炫耀，二是为了挣我的学费。
这个暑假，是我最开心最自由的假期，从没这么放松过，我彻底放空自己，准备享受自己的大学生活。
而我的官场之路，也要从之后的大学毕业后，正式开启。
我一首相信，每个人的一生，遇到的人、遇到的事，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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